深圳村官76栋物业 每月收租百万元

 在深圳的旧城改造中周伟思这样的巨富村官也许并不是“孤案”，在当地网站的调查中，有55%的受访村干部担心自己“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”，而100%的受访者认为“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，时刻坐在火山口上”。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，深圳市有21人主动弃选社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。

办公室大门紧闭，门上挂着“南联股份副董事长”的牌子。

今日上午 9 点半，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周伟思，因涉嫌受贿5600万元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。再回这间办公室，几无可能。

在他的办公室外面、南联社区办公楼门口岗亭墙上，贴着一份褪色律师函。

律师函落款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10日，分别传给周祖杰等三家。其中，针对周祖杰一家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退还开发商支付的3200万元货币补偿款。

正是这份律师函，让本该以叔侄相称的周伟思和周祖杰反目成仇。周祖杰愤而举报周伟思拥有80套房产、坐拥20亿。

事后查明，作为深圳南联社区一名村官，周伟思曾受贿5600万元，比此前落马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还高出两千多万。

周伟思事发后，深圳当地网站做过一个调查，与周身份一样的深圳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中，半数都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周伟思：在旧改的江湖中，在开发商和拆迁户间巨大利益链的诱惑面前，谁能难免不湿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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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村官能有多富？76栋物业，每月收租百万元

周伟思，今年54岁，土生土长的简一人。

如果他印一张名片，上面的头衔会写：深圳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、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、深圳市利亨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。此前，他还干过五年的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。

多年来，村官周伟思靠着这多重身份，在社区管理、集体资产经营和个人公司之间辗转切换，混得风生水起。

周祖杰举报他时称，周伟思已拥有80套房产、20多辆轿车、坐拥20亿元。

他是房爷：全家物业以栋计算

南联社区办公楼对面，就是简一居民小组。

华西都市报记者在这里碰到的，多是外来租户。

好不容易找到本地人，一听问及周伟思，便不再多说。直到碰到一位看门的老者，他长叹一声，“可惜了”，再不愿多聊。

周伟思的履历表显示：1960年出生，初中学历，1976年在生产队做工，1987年在家务农，1992年去广州做生意，1998年在龙岗做生意到现在。

正是这个简历并不出众的村官，在深圳市规划和国土方面公开资料上却显示：拥有获得房产证的物业共20余处，包括1栋办公楼、6栋工业厂房、6栋宿舍和1栋住宅。

龙岗规划国土档案查询处工作人员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，这还不包括未办和正在办房产证的房产。

另一份公开数据表明，1999年至2010年，周伟思个人名下拥有物业达64栋，其中住宅12栋、商业楼10栋、工业厂房35栋、综合楼7栋，共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。登记在其妻杨小球、儿子周荣生、周华生名下的物业有12栋，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，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。这些物业大多数在2001年前后登记，建设日期多数在2001年3月之前。

他很低调：开二手车，用老款诺基亚

除了有房，周伟思被指还有数量众多的豪车。

周祖杰说，轿车有20多辆，具体是哪些牌子已经记不清楚。不过，周伟思反驳说，车子多数都是二手车。

儿子曾就此事与他意见不合，埋怨道，家里每月收租百万元，不是没有钱，买个旧车开出去别人笑话。

“旧的好，便宜。”他告诉儿子为人处事低调好。

身为有钱人，周伟思着实低调。手机是老款的诺基亚，外壳磨花还用了五六年。

房产固然是谈资，不过，今日庭审不会过多涉及。当地一名检察官透露，周伟思的犯罪事实除受贿和行贿外，暂未涉及到其他犯罪，比如举报人举报称其房产为违建之类，是政府规章制度的定义，法律约束在违建建设过程中，行使公务给予便利、收受好处的受贿等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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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村官咋这么富？当包工头起家 当村官之后受贿数千万

“20亿村官”，只是贴在周伟思身上的一个标签。

检察机关指控，受贿金额5600万元。差距在于，受益于土地和房产增值，他的财富在受贿之前早已滚雪球般膨胀。

第一桶金：租地盖房当包工头

“周伟思的确是个能人。”按照居民说法，1982年，改革开放不久，周伟思就大胆开了小卖铺，出售小百货补贴家用。在这过程中，随着开放浪潮推进，不少香港人到村里租赁地皮、盖起厂房。受此启发，1987年，头脑灵光又有点本钱的周伟思涉足建筑业，当起包工头。

除了自己积蓄，周伟思还动用了其在香港的兄弟资源，借来10万元，又向银行贷款，买地圈地盖厂房。随着靠厂房收取租金积累到一定量，继而买地盖农民房，如此滚雪球般发展方式，让周伟思掘到第一桶金。

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，周伟思位于深惠路沿线的部分物业被改造被拆，并获赔上亿元，物业骤然升值数倍，一夜暴富。

当上村官：旧改隐匿巨大利益

2004年，深圳全市城市化后，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，已任村委会主任的周伟思，顺其自然当上了居委会主任。

此后，他又陆续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、股份公司副董事长、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等职务。

在他看来，每年工资10万元出头，相比身家过亿，这份薪水微不足道。“钱对我来说确实不重要，当初干这份工作确实想为居民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。”

周伟思当上村官后，也确实带动了当地的发展。据南联股份公司相关人员介绍，现在本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，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经济实力排名第二。

能取得这种成绩，周伟思曾经坦承：靠的就是旧改，通过物业置换升值。

成也旧改，败也旧改，这恰恰成为他栽倒的绊脚石。

亦官亦商：周旋各方从中获利

从公诉书中得知，周伟思受贿的钱，主要来自旧改项目和统建楼建设。

周伟思说，导致他身陷囹圄的天基公司旧城改造项目，看中的就是自己的职务之便和当地的影响力—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，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，促成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。检方公布，该旧改项目中，周伟思收受开发商逾千万元好处费。

对于该地块的开发，南联居民一直心存异议。深惠路边上地铁口地块商业升值潜力巨大，最终却以社区名义以4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。土地溢价收入被地产开发商获得，南联社区居民及股份制公司却未分享收益。

居民认定，周伟思就是幕后推手。现在，当地人更关心的是，在担任南联村官后，周伟思的财富暴涨多大程度上与职务有关。

这一切，有待于今日庭审上得以呈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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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锁反应深圳市21人弃选社区公司负责人

去年一年中，中山“亿元村官”被举报有8处物业，坐拥过亿资产；车陂三名村干部被控收受“提成”达1537万；新塘镇大敦村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等7人利用“农民公寓”项目受贿逾百万元……

在周伟思被刑拘之后，深圳又有多名社区董事长被举报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

当地知情人士透露，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本质上不是公司，而是一种股份合作社，不是以资金入股，而是以社区成员身份入股，监事会、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形同虚设，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就是一村的大总管，拥有绝对的权力。

随着城市化风起云涌，村里潜藏的最大利益，而村官手里掌握着最重要的土地和房子。

村干部，亦官亦商，官商一体，游走于村民和开发商之间，利用灰色利益成为“巨富”。当地有戏言称，“如果当两届董事长，身家还没有上千万，都不好意思在圈内混。”

当地一位开发商说：“村里的一把手，才有动力动员其村民拆迁，并尽量帮开发商以最低补偿款拿下项目。”

在深圳当地网站的调查中，有55%的受访村干部担心自己“有朝一日成为下一个周伟思”，而100%的受访者认为“村官现在是高危职业，时刻坐在火山口上”。

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，深圳市有21人主动弃选社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。

反思

别拿村干部不当干部 监管漏洞纵容腐败

广州、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，这么多村官出事，关键在于他们身份上的特殊性，导致对其监管的盲区。

实际上，在日常管理中，村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监督。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分析认为，村居是自治组织，没有所谓上级一说，而村民选出的村居主要负责人，以集体经济名义向银行贷款、开办集体企业等具体行为，村民往往并不知情，集体经济是赚是赔也是村干部说了算。

负责“亿元村官”案的中山市小榄镇纪委书记冯结红说，村干部不是公务员，不受国家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限制。而镇、街道一级的内部文件规定，更多的只是一个“形式”，起不到约束作用。